前言
通过前两节内容我们知道,世界各地的饮食都有等级划分,具有祭祀交换性质。这里的祭祀,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行为。因此,担任沟通“人”“神”媒介的人,一般都是国王。
不过,随着生产力和哲学的发展,这种祭祀行为被各大帝国先后弱化甚至抛弃。于是,各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习俗,也由传统或神权的性质向普世性宗教饮食转变。
当某一种普世性宗教被国家采纳后,祭祀宴饮也被两种典型膳食取代。一种是由皇帝宫廷中加入酱汁调味的肉膳,以及含酒精的饮品组成的宴会或宴席;另外一种则是在寺庙和修道院里苦修者的清淡饮食。
前者不难理解,毕竟在现代社会,许多曾经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美食,也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。值得说明的,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宗教饮食。
提到大型宗教,那必然就是佛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教。那么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三个宗教独特的饮食发展历史。
佛教的饮食
首先来看看佛教的饮食。佛教最早的饮食,是以蒸煮的水稻、糖和印度酥油为主,无肉无酒。佛教的饮食文化,源自公元前206年孔雀王朝的饮食习惯。
那时候,世界上最富裕、人口也最多的土地,在喜马拉雅山以南,那里就是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。
不用说,阿育王也要主持向众神献祭的仪式,并提供丰富的飨宴。
可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次战役而改变了。在那场惨烈的战斗过后,阿育王再也不想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,就下令废除了大量杀死牲畜的祭祀仪式。
他还颁布了著名的《阿育王法令》。其中第一条就写明,一切活物皆不可因祭祀而被屠宰。阿育王“不杀生”的理念,正对了释迦牟尼的胃口。因为,这位佛教创始人,也曾多次谴责用动物献祭的做法。
既然帝王的理念与宗教的教义不谋而合,二者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紧密联系。佛教得以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快速发展,而阿育王也美滋滋地接受了佛教的饮食文化,开始以煮熟的米饭、印度扁豆、酥油、糖和水果作为主要食物。
可这么一来,宫廷里的大祭司们不乐意了。一方面,宫廷祭祀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风俗传统,不是阿育王颁布个法令就能一下子打破的;另一方面,人家还要靠组织祭祀仪式为生呢,这政策一变,相当于夺了这些人的饭碗。
为了达成平衡,宫廷祭司们得以继续靠肉类、香料和酒等,来展现物质为主的高级宫廷饮食生活。这既标志着帝国的辉煌,也凸显着祭司们超然的地位。
同时,注重苦行主义的佛教,更在意精神领域的统治。因此,佛教不主张吃肉喝酒。但是,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和营养还是需要保证的。佛陀们想到的替代品,就是谷物、酥油、豆类、鱼和鸡蛋等食物。
按照古代医生的说法,去壳打磨后的白米,能够供养人的大脑,促使人多沉思和冥想。而且洁白的大米,比印度河流域出产的鼠小麦、大麦做出来的灰褐色的浓稠麦片粥,更加吉祥和喜庆。
有趣的是,古代精加工的大米十分金贵。这说明,“苦行主义”不代表吃得粗糙。佛教饮食要是讲究起来,远非劳苦大众能接受的。看看那些食材的珍贵程度就知道了,那些昂贵又稀有的酥油和糖,丝毫不亚于高级宫廷饮食中包含的肉和酒。
而为了使更多的人皈依佛教,阿育王多次派遣游方僧到远方传教。这些僧人除了传播佛教教义,也传播佛教饮食文化。就连寺院的教规戒律和饮食手册都准备妥当了。
有些从印度北方出发的佛教徒商人和游方僧人走啊走啊,竟然走到了最不适宜佛教生根的汉王朝。
当时汉王朝实行的是儒家思想,人们的目光普遍聚焦于现实生活。老百姓都觉得,注重家族农场祭祀,是臣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。所以,那时佛教想要在汉王朝传播,可谓举步维艰。
直到汉王朝衰落,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,佛教寺院开始为穷人提供庇护和帮助,这才得到了民心。有了这个基础,佛教用了近400年的时间,使得佛教地位在古代中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甚至,有些中国古代皇帝,开始用佛教替代儒家思想成为国教。
代表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事件,当属统治者开始派遣僧人们去印度求取真经。凡是到达印度的中国僧侣,都被异域风情所震惊。其中有一项令中国僧侣们尤感惊奇,那就是饮食习惯完全不同。
他们发现,印度菜都煮得软烂,混合主食后盛入一个共用容器中。人们用手指从中取食,根本不用勺子和筷子。除了进食习惯,印度的饮食理论、修行戒律、制作黄油和糖的方法,以及部分食物的烹制方法,都被“取经”的僧人带回了中国。
当然,中国人接受不了印度的饮食文化。僧侣们为了推广相关的佛教文化,只能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。于是,以印度佛教为基础的饮食文化,在古代中国有了两大创新,一是以茶作为饮品;另一个是开发出了豆腐、面筋等各种“素肉”。
在佛教徒的努力推广之下,佛教和中国的道教、儒学一起,在唐朝后并称为中国的“三大教”,成了决定中国饮食风格的三大哲学体系之一。
于是,“三教结合”之下,饮食又与仪式和艺术相互联系,形成了中国士绅、学者阶层独有的饮食文化。
比如说大文豪苏东坡。他不管被贬黜到哪里,都能随遇而安,自得其乐。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,一边舞文弄墨,一边还能创造出东坡肉等流行菜肴。
至于中国古代平民的饮食,则呈现出很明显的南北分化。在北方,主食是小米;南方则是口感很差的越南大米。还有些生活更贫苦的人,仍然将山药、芋头等当作主食,搭配着一起蒸熟的卷心菜、碎猪肉或是从水稻田里捉来的鱼一同食用。
佛教对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,说明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,但与此同时,佛教势力的壮大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。随之而来的,便是多次打击力度极大的灭佛运动。
经历过劫难之后,中国古代的佛教开始重组,又分化出一些新的派别。这些派别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,转而传道去了日本、朝鲜等地。
同样的,佛教的教义、文化和饮食文明,也就这么传播了过去。对此如获至宝的,当属资源匮乏的海岛国家日本。他们在公元600至850年间,先后向中国派遣了19只考察团。除了各种种子、插枝漆器、餐具、乐器等物品,日本还从中国引进了文化、艺术和宗教,这其中,当然也包括了佛教。
日本皇室采纳了最具有佛教代表性的三种食物,也就是乳酪、白糖和白米。有了这三样佛教食物的加入,再借鉴中国中世纪宫廷饮食文化,日本宫廷饮食文化也逐渐形成。
他们在进食时,会跪坐在各自的托盘前,用筷子从中式风格的漆器中取食少量食物,其间遵循的也是中式的餐桌礼仪。而在中国诞生的佛教茶文化,也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,被日本僧侣称为养生的神奇良方,长寿的万灵丹。
伊斯兰教饮食
在佛教饮食刚传到日本时,伊斯兰教的饮食也在欧亚大陆开始了迅速扩张。
与佛教饮食理念不同的是,伊斯兰教的祭祀饮食风格,原本对酒和肉都是比较尊重的。穆斯林们觉得,包括吃饭在内的一些世俗欢愉的体验,是来自天堂的肆意享受。
巴格达的哈里发,按照穆斯林饮食哲学的要求,对波斯饮食进行了改造。轻度发酵的面饼、小麦面包、加入了很多香料的羊肉,以及精美的甜食,都构成了伊斯兰饮食的根基。
这一时期,伊斯兰饮食文化达到了很高水平,被视作伊斯兰饮食独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,也就是波斯-伊斯兰饮食。
主要表现为,食品化学加工方面有长足的技术创新。尤其是炼糖技术和蒸馏工艺的出现,使得饮食领域出现了烹饪、医药、炼金三用的糖浆,以及通过蒸馏制成的玫瑰花水、橘子花水等新的调味料。
这一时期的饮食辉煌,在《古兰经》中都有记载:神的创造物是善良的,好的穆斯林应该喜欢,所以他们把吃饭作为人生六大乐事之首。
所以皇家膳食中有冷热两种肉食、米豆腐、腌过的鸡肉, 还有用面粉勾芡的蔬菜汤、用姜黄粉、肉桂粉等香辛料融合在一起制成的饭菜调料,以及用果酱、杏仁油、鸡蛋、牛奶等做成的甜点。
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相信,精美的食物和漂亮的摆盘能够刺激人的胃口,从而吃出既健康又有魅力的身躯,还能让吃饭的人和宇宙保持和谐。
《古兰经》还说,忠实的信徒死后会进入天堂,那里流淌着四条河,分别是水河、不变味儿的奶河、酒河以及蜜河。
水维持生命;牛奶代表“性”,象征着新的生命;酒指代血液里的激情,象征着男性的阳刚之气;蜂蜜则是纯洁和道德的典型象征。
而吃肉,被认为是很有男子气的行为;喝酒更是一种宗教义务,戒酒反而会被视作宗教异端。
至于最受伊斯兰教尊崇的食物,是小麦。他们认为小麦性情温和、富含水分,非常接近人类的理想性情。
而贵族们的花样更多,他们会用气味丰富、色彩鲜亮的菜肴来与宗教图腾相呼应;也用大茴香、肉桂、玫瑰花、橘子花等作为芳香剂;还用藏红花、姜黄根粉,将膳食染成金色、红色等代表阳光和王权的颜色,用白色代表月亮的朴素纯洁,用绿色代表草药和生命。
总之,清真寺里所有与圣洁相关的颜色,全部被穆斯林融入到了饮食之中。
除了注重饮食中的颜色,在伊斯兰世界里,教徒还酷爱甜食,认为享受甜食是信仰的标志。他们会用蜂蜜和糖提高甜度,再用杏仁、橘子花水、玫瑰花水等增加香味。
高端饮食越来越讲究,低端饮食的供应也比以往更好。当时的伊斯兰城市里四处可见带着顶层的集市,人们能够买到熟肉、面包、小吃以及用牛奶、酸奶、葡萄等做成的各类饮品。就算是穷人,在巴格达都可以买得起大麦面包、熟肉和咸鱼。
这一阶段过后,伊斯兰饮食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:突厥-伊斯兰饮食。
13世纪20年代,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,与突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。他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,就缔造了一个面积相当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帝国。版图包括中国北方、波斯、俄罗斯和巴格达。
于是,一次饮食文化的大融合产生了。受拜占庭影响的俄罗斯饮食、波斯-伊斯兰饮食和中国的儒释道饮食三者交汇,促使蒙古的高级饮食应时而生。
当然,蒙古可汗依旧将饮食当成统治工具,与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。忽必烈的汉人顾问为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宫廷管理仪式,其中就包括传统祭祀的典礼和宴会。
当蒙古的传统帝国饮食与各地官方宗教进行结合之后,新的形式出现了。可汗的饮食非常简朴,用肥羊肉和野生动物的大骨熬成汤,然后加入颗粒谷物或面粉让汤变得浓稠,这是蒙古的招牌菜。
或稠或稀的汤,是蒙古饮食的核心内容:先将羊腿剁碎,有时会加上天鹅、野狼、雪豹等野味儿一同熬汤。过滤之后,再放入蔬菜、坚果、精肉,最后加香菜叶和葱调味。
另外,可汗的食谱中还包括酒、稀粥、牛奶酸奶,以及花草茶等加了糖的饮品。
肉除了可以做汤,也可以拿来炖炸烧烤,或者做成好吃的肉饭。而肉饭可以看作是新疆手抓饭的前身。
这期间,穆斯林中开始新兴一种新的“神饮”,那就是最开始被阿拉伯人当做神果的咖啡。
总体来说,伊斯兰教的饮食色香味俱全,致力于让人们“吃好、喝好”。
基督教饮食
说完了伊斯兰教的饮食,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饮食。基督教饮食同样经历过复杂的发展阶段,其开端,是对罗马和犹太饮食的再加工。这个时期始于公元2至3世纪,包括发酵的小麦面包、葡萄酒、宴饮和斋戒。
面包是其中的核心,圣餐由面包和葡萄酒组成,简单却很有仪式感。信徒点起灯,忏悔自己的罪行,并将面粉、葡萄酒、羊油等作为礼物献上祭坛;受洗人会唱一首感谢的圣诗,然后接过传道者和主祭者掰开的面包,以及递过来的葡萄酒。
作为人们日常主食的面包,在此处被当成一种隐喻,用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:驱魔就相当于将你碾成面粉,受洗就相当于把你发酵,接纳圣灵之火,就意味着你被烤熟了。
所以,面包在英语中叫做圣体,而红艳的葡萄酒则被称作圣血。
在基督教教义中,人要坚持吃体面的食物,保持自然的胃口,不能吃导致人贪婪的开胃菜、甜点和酱汁儿。早期的基督徒会按照犹太习俗进行严格斋戒,他们认为这能清空灵魂,使之与肉体一样洁净轻盈,从而更容易接受到神圣的真理。反之过量的食物,会让人麻木和失智。
不过,基督教饮食在后来也经历了两种风格的发展。
一种是拜占庭帝国风格。
因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特殊的地理位置,以及文化的多元性,使那里的饮食风格多变而独特。在拜占庭的传统饮食中,以豆制品、奶制品、海鲜,以及葡萄酒为主。
在不斋戒的日子里,君士坦丁堡宫廷饮食非常丰富,有时会用蜂蜜酒烤肉,有时吃搭配着葡萄酒、鱼露芥末的野鸭,有时用葡萄叶卷饭吃,或者烹制没有断奶的幼兽。
除了宫廷之外,大地主和修道院同样会享用高端饮食。他们拥有各种粮食和油料作坊、酿酒工坊,甚至是商业运输船只。
与富人相比,普通大众吃的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次等全麦面包。这种全麦面包纤维较粗,曾经是穷人的主食,如今却成了现代人减肥的口粮。
与全麦面包一起搭配食用的,是豆子汤、洋葱、大蒜和蔬菜。只有在节庆时期,穷人们才能吃上点肉。不过君士坦丁堡毕竟是曾经的地中海经济中心,有着非常繁荣的景象。所以即使是穷人,也可以在一些普通的小酒馆买到一种叫做“波斯卡”的饮品,基本上,这就是一种加了点酸葡萄酒或醋的水。但“波斯卡”胜在入口清爽,不易醉,算是物美价廉的穷人饮料。
拜占庭的高级饮食继续发展了800年后,只有某些元素在信奉东正教的人们当中保存了起来,这其中以俄罗斯继承的最多。
另外一种是天主教饮食风格。
天主教饮食对自身的定义,来自于和邻近地区高级饮食的对比。可以说,是在与拜占庭饮食和波斯-伊斯兰饮食对比之下产生的。
天主教饮食也和伊斯兰教一样,喜欢用有香味和颜色的膳食香料。香气象征着制作香料的植物和矿物死亡之后的生命延续。
食物的颜色也被赋予了天主教的象征意义,以及炼金术的暗示作用。杏仁奶的白色,象征着纯洁;蕃红花、蛋黄,象征着太阳和希望;菠菜和草药的绿色,象征着资源和富饶;黑色则象征着土地贫瘠和死亡。
贵族的厨子在准备膳食时,非常注意食物本身的属性。比如说,牛皮菜、洋葱和鱼肉湿冷,做法是油煎;红酒倾向于干冷,喝之前要加热。
伊斯兰饮食中,以小麦和稻米为基础的饮食被天主教饮食借鉴保留。如今在西班牙有一道面包布丁,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宗教饮食中脱胎而来。烹制这道菜,要先用高汤把面包泡软,再加上一层萨里德炖肉,就是传说中先知最爱吃的佳肴。
当然普通百姓的饮食,仍然以黑面包和浓汤为主,再配上少量的兔子肉和鸟肉,以及偶尔从肉贩那里买来的精肉。
三大宗教饮食和世界局势的发展
以上三种主要宗教的饮食,都遵循着古代饮食哲学的三大主要原则:饮食宇宙理论、等级原则和祭祀交换原则。
也就是说,饮食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相称。
伴随着神权饮食,还产生了两个有趣的现象:一个是各宗教偏好使用的原材料,随着宗教的传播传向了世界各地。
另外一个则是,随着宗教发展的是烹饪学的持续发展。这是一门有关吃的艺术,讲究为吃而吃,而不是显示政治或经济的权利。
传统饮食或神学饮食,在相互重叠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古典帝国饮食。这些帝国饮食又与三大宗教融合,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和宗教特色的饮食复合体。
在这个过程中,小麦始终高居谷物等级的顶端,稻米也加入了次一级序列。
当然,不管是高等饮食还是粗茶淡饭,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城市居民。人们对新技术、新菜色的试验从未停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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