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跟你聊聊“中华文化之美”。
前言
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：“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”他们认为：中国表面上是一个国家，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文明，我们拥有西方难以理解的完整传承的文化体系。
的确，中华文化是我们凝聚的根本。但中华文化是什么呢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有人说文化是学历，是古代的诗词歌赋，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，是历史上的一系列故事。
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无懈可击，但其实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。例如我们经常说与外国人之间有文化差异。难道只是因为外国人背不了唐诗宋词吗？文化应该是文字以外的东西，它可能存在于每个人身上。那么中华文化到底有什么魅力，使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？
有书甄选几本与中国文化的书籍，与你一起在典籍里探寻“何以中国”的答案。
中国文化课：中华文化何以长存？
在《中国文化课》这一本书中，作者余秋雨认为，我们的文化长寿的第一个原因，体量巨大。
我们中国，人口众多，地大物博，堪称东方巨人。即便是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、埃及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腊文化发祥地加在一起，他们的古文化地域也只有我们的几十分之一。
面积大是一方面，同时，中国人的视野也十分开阔，张口便是“天下兴亡”“五湖四海”“三山五岳”。而更重要的，是在这个大的圈子范围下，还有天然的围墙和隔离带，比如天然的高峰和高原，沙漠和针叶林，在这些隔离带下，形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。
地域的迥然不同，可以让身处各个地方的人，达到一种优势互补。当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可以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在这样的一种近似的运动状态下，潜藏着的一种集体能量，让中国文化有了长寿的第一可能。
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家国同构。这其实说的是一种秩序，一种规矩。而在最初，那些想要建立秩序的人，并不顺利，他们在万般困难中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：在建立天下秩序之前，先让民众去体验一把，在有秩序的环境下生活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。
他们先以家庭为单位让大家体验生活，家庭秩序向下，又分血缘、辈分、长幼、排行、婚嫁，一切就显得井井有条。然后，一个以“私人空间秩序”比照“公共空间秩序”的工程就开始了，这个工程的预想成果，就叫做“家国同构”。
除了以上两个原因，长寿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简易思维。
到了一定年纪，我们都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过度脂肪、过胖的肚腩、过多浮肿的人，因为一旦肥胖，似乎也就和健康有了距离。有一段时间，大家讨论着，要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人，得到的答案，首先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。
其实文化就和人一样，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阈值。文化的健康，和倡导“极简主义”分不开。说到极简主义，老子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人，老子留下的五千字，教会了我们中国哲学不肯多添一笔，多发一声的极致境界。
他如同一个清道夫，把道路扫干净。干净的路，可以让人走得更远。走远了，就是一种变相的长寿。这就是简易思维带给文化长寿的结果。
最后我们说一说科举制度。
我们很排斥应试教育，觉得十分呆板，但是余秋雨，则从另一个角度，分析了这项制度存在的意义。
这项制度，先是帮助中国发现了人才，他们可以通过考试，来筛选一些人才从事社会管理职位，让文化得以保存。这个选拔的时间，也并不算长，每隔几年就有一次，这种模式，就保证了人才可以持续输入，不会断掉。
其次，这项制度强化了全社会的生命力和号召力。放眼望去，能参加考试的门槛很低。在中国，只要你是男性，就有资格参加选拔。而在唐代，就连外国人也可以参加考试。所以这种全民动员的考试，让文化力量得到了持续的强化。
最后，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男子，因为科举制度，可以在最应该反叛的年纪，安心坐下来复习考试，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贡献给文化保护。所以余秋雨把科举制度，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可以延续的原因之一。
正是以上这些原因，让我们的中国文化生生不息。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在任何时候，都可以追根溯源，感受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。
宅兹中国——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
而另一本书《宅兹中国——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》则讲明白了文化的历史渊源。
本书的书名——“宅兹中国”，“宅兹”二字似乎稍显艰深，无法清晰地顾名思义。按作者考据，“宅兹中国”一词出自西周的铭文，指在洛阳建都，即以天下中心作为家的意义，而由此引伸出来的含义则是，我们如何界定中国，如何回答什么是中国。
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有着较强的功利色彩，以《资治通鉴》为例，从书名中，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人强调以史为鉴，意图根据历史，来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方案或参考。当我们讲述中国历史时，我们习惯以历代王朝的兴替和疆域变化作为线索，通过探索王朝兴替的规律，梳理疆域变化的过程来回答中国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。但是，我们可能之前未曾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在国人的自我认知中，中国是什么时候从一个无边的天下转化为有边界的民族国家的？
实质上，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是国人所秉持的“大一统”天下观向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转变。那么，什么是“大一统”天下观？它指的是一种我们此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以中原汉族聚居区为中心，向四周辐射延展的，我们将世界当作一个不断放大的同心圆，圆心是我们汉族文化圈——中原，向外延伸是四夷：东胡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，在四夷之外是绝域荒漠，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，例如日本，在我们的过去认知中就是蕞尔岛夷。这种“天下观”的萌芽可追溯至商周先秦时期，经历了周朝的分封建制，初步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套以王都为中心，分封各诸侯国共同拱卫的封建体系，最终通过秦朝一统天下而成形，在这过程中，华夏民族通过“尊王攘夷”的思想、通过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的手段，在将自我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的同时，也将周边的其它族群打压贬斥到一个极不平等的地位。因而，在我们传统认知中，居住在中原的我们是文明、先进的，居住在周边的少数民族是愚昧、落后的。
在宋朝以前，尤其是汉唐盛世时期，中央政权对于国界边界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，我们都熟悉历史教科书上所绘制的汉唐疆域图，看起来十分辽阔。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而言，他们并没有国界概念，在他们的认知中，天下都是他们的，那些没有直接控制的地区，也只是因为向自己臣服，经册封允许而得以存在。
但是这种天下观持续了近一千年之后，随着安史之乱，唐王朝衰落，周边少数民族趁势而起，这种观念的现实合理性也遭受了强烈的冲击。到宋朝建立时，周边已经形成了辽、夏、吐蕃、大理等与之分庭抗礼的政权。在与这些非汉族政权互动的过程中，作为汉族代表的宋朝始终处于一种被动、尴尬的境地。
宋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大一统思想，怀揣着威服四夷、一统天下的美好愿景，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中来自周边非汉族政权的挑战和压力。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使得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始终抱有一种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，并由此产生了对于边界、国界的认识。宋朝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与周边的这些政权相处、共存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的国家观念、边界意识以及共同体意识开始逐渐形成，对中国的认知逐渐从无边的天下大同转向有边界的国家认同上来，并开始形成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，这种观念延续至近代，在孙中山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中仍能看到其影子。
从疆域认知的层面上看，我们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认识和理解,是中国与西方不断交往，不断交换思想认识的结果。在明朝以前，虽然中国人也通过丝绸之路、海上丝绸之路等与世界发生联系，通过张骞出使西域、玄奘西行印度这样的外访带回了许多中国之外的见闻和记载；但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仍然受到传统天下观的束缚，始终没有形成国内、国外的观念，对于各种域外的认知更多还是来源于传统经典,如《山海经》或《史记》中的传说记载。甚至在各种关于域外的实地经历中，也仍然会将这些经典中的传说不加甄别的引用录入，使得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和道听途说的野史异闻掺杂在一起，致使史料的真实性难以辨别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关于域外的记录也加强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，越往中央越真实越重要，越往边缘越不重要也越失真。
明清时期，西方的科学不断发展，并被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，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，这便是大家在历史课本上都学过的“西学东渐”现象。而西学东渐对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，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。利玛窦这个人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正是他给中国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，帮助中国人开始形成对世界的整体认识，至此，认知局限的中国人才认识到，原来四夷之外的远方有着如此众多的国家和文化，中国原来并不是世界的中心。但是，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即使利玛窦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，中国依然没能完全摆脱传统天下观的束缚，也没能更深入的去研究中国这一命题。这也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在百年沉沦之际，面对的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压力，也面临着来自学术研究上的压力——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传统表述，已经无法抗衡外界关于中国的学术解释，以至于一段时间内，日本所提的“清国非国论”在西方甚嚣尘上。什么叫做“清国非国论”呢，就是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以异族入主中原，满人与中国是一种外来征服关系，此时的中国并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，承受着这样类似的西洋学术与东洋学术的争论、分歧，对中国人自己如何去认识历史和地理上的中国，如何去解释什么是中国产生了巨大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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